一个老人，银色头发，脚蹬三轮，穿梭在后海、鼓楼、地安门、德胜门、马甸一带。93岁的靖奎，还有10个左右的固定顾客要他上门理发，他们几乎都有病，只能呆在家里，而靖奎原来一天半的时间就要走二三十户顾客。

    “我把他们都一个一个都剃死了。”他静静地说。的确，在40年中，他有四五百个顾客去世了，他的20来个徒弟也只剩下了2个，也是70多岁了，“我是理发界最老的人，也是活干得最久的人。”他声音高昂而骄傲地说。

    在77年的理发生涯中，靖奎目睹了四个朝代的人来人往：官员、走卒、贫农、车夫；他手中剃刀下的发式经历了清朝遗老遗少的大辫子、半截刷子、平头、背头、分头、光头，到现在各式各样的头；他手中数过铜钱、银圆、金圆券、关金券、人民币，不下十几种钞票。

    18岁出师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街面上都是干活的，有小贩、耍手艺的、卖苦力以及练把式的。而他是在后海边的店里，做一个理发的小学徒。

    学徒的生活持续了两年，16岁到18岁之间。

    18岁出师后，靖奎到别的店里成了理发师傅。“我做买卖把规矩给改过来了，徒弟我不打，吃饭赶紧吃，让顾客等会儿或者我替你做去。”他的声音高昂起来，“为什么一到阴天下雨，我店里忙？穷人，有钱的没钱的，剃完就走，没钱甭给。我人缘好，有困难我马上帮过去，我有能力办，我给你办。”

    给大官做活

    上世纪40年代，靖奎已经同时在地安门和清华大学开了两家店，地安门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下面做店铺，上面住人。“那时清华的教授们大多数留的是分头和背头。”老人回忆。

    “为什么我的店里活忙？穷富朋友都有，穷人来了一样应酬，沏茶倒水，都是人，差距在钱上。”那是靖奎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靖奎记得给马占山做活，这是一个落草出身的著名的国民党抗日将领，曾任黑龙江政府主席，1946年后在北京养病。“胆子小的不敢给大官做活，我说我不怕。”靖奎两个星期去他家一次。“他家里没人坐着，听差的、秘书，全站着。我去了我不敢坐。马说坐下坐下，我才坐了。”

    “东北军于真，张学良的把兄弟，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我给他做光头，连他太太都得站着，脾气大。”靖奎也清晰地记着给傅作义做过活，“他和马占山是同一个部队的。”

    停不下来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公私合营，国家派人来当他铺子的掌柜，瞬间靖奎由老板变成了劳动人民了，而且一家只能进一个人当工人，他把这个名额给了老伴。

    “人家用我不放心了，我就串门干。”后来地安门的房子也被没收了，“房子是我自己的，房契交了房管所了，‘文化大革命’时房管所把房子卖了，我最后领了600多块钱。”

    从那时起，靖奎开始了走街串巷的理发生涯。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双鬓斑白已经变为满头银发，但是他仍旧是偏分的分头，白得没有一根杂色。他几乎天天穿过有着几百年历史的鼓楼，穿过老北京浪漫的后海，“还是停不下来地去做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