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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

来源:网络整理 2019-06-12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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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宏大目标,系统地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理念、整体思路和总体战略。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理论依据和实践遵循。

  伟大的思想源自于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浙江“先成长先烦恼”的现实挑战,坚持先行先试,率先就省域层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战略布局进行探索,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围绕“法治浙江”的决策和实施,习近平同志就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重大原则、基本路径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浙江走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前列,也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准备和实践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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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县农村法律顾问在后陈村宣讲宪法修正案。(视觉中国 供图)

  一、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重要论述和战略决策

  新世纪以来,浙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这一时期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利益关系调整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迫切需要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予以解决。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等重大决策部署中,都将法治建设作为重要内容。2004年9月,习近平同志批示要求研究建设“法治浙江”问题,随后亲自主持建设“法治浙江”重点调研课题,组织14个省级部门和单位开展系统调研。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决定》提出的建设“法治浙江”的“五项基本原则”“三个坚持”“四个加强”和“一个确保”,构成了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法治浙江”决策部署的核心内容。

  1.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浙江”“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旗帜鲜明地坚持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贯穿习近平同志“法治浙江”探索实践最鲜明的主线。2006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建设‘法治浙江’,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同年4月的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在实践中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习近平同志还特别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假借民主、假借法治来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向上的高度政治自觉,为“法治浙江”实践全面贯彻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思想指导。

  2.明确提出“立法是法治的基础”,要加强法规和规章建设,着力健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通过法规和规章建设来完备社会主义法制,指出,“立法是法治的基础。要根据宪法和立法法,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要求,加快地方立法步伐,不断完善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具有浙江特色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法治浙江”把“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确定为八大任务之一,并分别从“健全法规规章”“完善立法机制”和“提高立法质量”三个层面作出部署。2003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立法工作会议上对地方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了具体论述:一是立法要为发展服务,“为发展创造一个必备的法制环境,这是地方立法工作的主攻方向”。二是立法要有地方特色,“必须紧密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其补充、先行、创制的作用,体现地方特色,提高针对性、可操作性,防止照搬照抄、搞‘大而全’、‘小而全’”。三是立法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地方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立法要体现时代性,“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处理好稳定性与变动性、前瞻性与阶段性的关系”。此外,习近平同志还分别就地方立法的重点领域、地方立法工作机制建设、切实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等提出了要求,这些都很好地适应了浙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法治秩序提出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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